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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繪浮世

時間:2020年09月07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宮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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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繪浮世

記“異域同繪——中國美術館藏日本浮世繪和清代木版年畫精品展”

歌撰戀之部·物思戀 喜多川歌麿

  中國與日本同為東方國家,兩國隔海相望,一衣帶水。自古以來,中日人民便保持著文化與藝術領域的密切交流,中國唐代的佛教美術、宋元時期的水墨畫對日本美術發展都產生過重要影響。到了明清時期,隨著木版套色印刷技術臻于成熟,一方面促使中國木版年畫走向鼎盛,另一方面也推動了日本浮世繪的興起與發展。8月5日至10月18日,由中國美術館主辦的“異域同繪——中國美術館藏日本浮世繪和清代木版年畫精品展”在中國美術館展出。作為中國美術館“典藏活化”系列的重要項目,展覽呈現了中國美術館藏129套(138件)作品,其中日本浮世繪75件、清代木版年畫52套(61件) 、明清時期中國畫2件。從“同源與流變”“形象與風格”“技藝與受眾”“生產與發行” 4個部分探討日本浮世繪和清代木版年畫的異同。該展覽也被列入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全國美術館館藏精品展出季項目。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表示,中國美術館近年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精品奉獻人民,讓美育融入公共生活,讓藏品走出庫房,組織了“典藏活化”系列展。文化的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要以廣泛的藝術傳播讓世界文化交流融合、互促共榮。

  中國清代木版年畫和日本浮世繪同源于明代書籍版畫的興盛,主要制作工藝為多色木版套印,這些由人民大眾創造、使用和欣賞的民間藝術形式,反映了人民大眾的審美需求。浮世繪作為日本江戶時期(1603年- 1868年)興起的風俗版畫,在內容上以表現市井生活、人物百態和自然風景為主,具有肯定現世精神的積極意義?!霸谡箯d設計和布展方面,中國美術館五層的3個展廳里,其中兩個展廳一側采用了中國傳統園林中門窗的元素,另一側打造了一間似日本傳統和室造型的展覽空間,同時還以喜多川歌麿畫中美人服飾紋路作為移門設計。它們在空間設計上構成了中日兩種文化間的對比和遙相呼應,正映襯了本次展覽的主題。 ”本次展覽責任編輯董斯媛介紹。

  從興起到發展,日本浮世繪與中國明清繪畫有著緊密的聯系,因此剛進入展廳,我們便看到明代周臣的《撫琴仕女圖》陳列其中。明代的仕女畫古雅精巧、工整細致,畫中的女性形象身材修長、面容清麗、舉止嫻雅、不僅形成了仕女畫創作的新高潮,也對浮世繪的美人畫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外周臣與唐寅、仇英等畫家代表了明代侍女畫的最高水準,浮世繪畫師中諸如鈴木春信、鈴木春重等人都借鑒過周臣、仇英的作品。從展出的鈴木春信的《洗衣女》 、鈴木春重的《美人與魚》中可見,畫中美人眉眼細長、體態輕盈、恬淡溫婉,在清新含蓄的畫風中蘊含著淡淡的感傷氛圍和古典詩意。在浮世繪描繪的青樓美人、歌舞伎、風景名勝中,多以寫實手法對民眾的日常生活和游樂活動進行記錄。

三女出行 鳥居清長

  浮世繪由于可以重復印刷,因此價格低廉,普通民眾也可以購買。因此浮世繪摒棄了日本貴族藝術的古典趣味,呈現出華麗又略帶感傷的唯美世界。盡管浮世繪在題材方面與清代木版年畫同樣多表現女性、戲劇、風景等主題,但卻注重描繪其中的個體的行為活動,對個體的精神世界有所關注。像美人畫家喜多川歌麿的《歌撰戀之部·物思戀》 ,這部于1793年起發表的《歌撰戀之部》是浮世繪美人畫的劃時代之作,畫家通過表情與動態上的細微差異反映不同女性戀愛的感覺,同時以纖細高雅的筆觸繪制以臉部為特寫的胸像,探究女性內心深處的美。在《歌撰戀之部·物思戀》中,喜多川歌麿以灰紫、淺褐、淡黃構成主色,柔和淡雅,風格迥異。作為鳥居派第四代傳人的鳥居清長筆下的美人形象大多來自江戶市井婦女,從《三女梳妝》可見,他突破美人畫纖弱、嬌柔,將人物身體拉長,塑造出健康頎長的女性形象。

  此外,在浮世繪中,歌舞伎、煙花女子是常見的主題。由于吉原是江戶地區唯一允許公開營業的花街柳巷,許多畫師都把吉原游女作為描繪對象。從鳥居清滿的《新吉原之圖》中就可見風月場所熱鬧的情形,有別于喜多川歌麿捕捉人物表情的喜怒哀樂,鳥居清滿以展示群像活動的方式表現社會世俗,盡管畫內人物數量眾多、行動復雜,他以灰色和淺紅的主色達成統一,充滿濃郁的日本民間氣息。

  到了19世紀中期,浮世繪開始作為日本出口茶葉、瓷器、漆器的包裝紙和填充物,漂洋過海傳輸到歐洲。世俗化的題材、豐富的色彩、獨特的構圖和豐富的裝飾性引起西方藝術家的注意,尤其對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出現產生直接而深遠的影響。諸如馬奈、莫奈、梵高等西方大師,在創作里有意識地運用浮世繪語言,留下東方藝術的印記。比如莫奈在《日本橋》 《穿日本和服的卡美伊》里出現“日本橋”“和服”等元素;馬奈的《吹笛少年》明顯帶有浮世繪版畫的影子;而梵高直接以油畫臨摹《花魁》 ,并在《唐吉老爹》肖像中用浮世繪作背景,一改其平時的陰暗色調,色彩轉為明亮鮮明;這些都是浮世繪影響西方繪畫的最好證明。展覽還通過展出菱川師宣、東洲齋寫樂、葛飾北齋、歌川廣重、小林清親等一系列名家名作,為人們勾勒出開放、繁華的江戶。

  “盡管在日本有著許多關于浮世繪的展覽,但多數都是在探討和印象派的關系或研究某個浮世繪畫師的作品。本次展覽呈現出日本浮世繪與中國年畫兩種同源而生的版畫藝術的首次碰撞,這也是展覽的特別之處。 ”董斯媛說。清代木版年畫由于和日本浮世繪歷史淵源深厚、制作工藝相近,在藝術進程上,二者幾乎都在17至19世紀經歷過從興起、走向繁榮和逐漸式微的過程。展覽中的清代木版年畫部分選取了天津楊柳青、江蘇蘇州桃花塢、山東濰坊、四川綿竹、河北武強、福建漳州等重要年畫產地的代表性作品。諸如蘇州桃花塢《一團和氣》 、天津楊柳青《游園驚夢》 、山東高密《博古花卉四條屏》 、北京《唱堂會》等,這些作品內容貼近百姓生活、色彩明艷活潑、地域風格多樣。作為歲末除舊迎新、祈祥納福的民間藝術形式,這些年畫寄托著人們追求平安幸福、富貴吉祥的美好夙愿,描繪了人們心目中所向往的理想世界。

蓮生貴子(蘇州桃花塢年畫)

(編輯: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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