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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銀幕優質電影仍是生活必需品

時間:2020年09月02日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常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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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觀潮】

  受疫情影響,包括影院在內的大量公共場所在過去半年中暫停影業,這導致了全球電影業經歷了長達半年的停擺。疫情期間,人們的娛樂需求從線下轉為線上。疫情過后,人們漸漸習慣了宅在家中刷劇、追綜藝、看電影的線上娛樂方式。然而這幾個月里,仍然有觀眾不斷在網上發出“好想去電影院看電影”的呼聲。

  7月20日起,疫情低風險地區的院線開放營業,受到全國影迷的熱烈歡迎。盡管由于疫情防控要求,影院經營仍要遵守嚴格的流量控制、場地消殺等規定,上座率停留在30%左右,但壓抑了半年的電影觀眾仍然釋放出高漲的熱情。疫情過后,觀眾為什么會堅定不移地走進電影院觀看大銀幕?

  獨有的視聽效果呈現與公共空間中的情感共振不可替代

  當下,電影已經成為人們日常娛樂的一種重要方式。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觀眾可以選擇觀看電影的渠道不斷增多,但是電影院中的大銀幕這一傳統形式的媒介渠道所提供的電影視聽效果,以及封閉影廳帶來的沉浸式體驗和身處其中而產生的情感共振,是網絡平臺難以提供的。

  隨著影院的放映技術不斷提升,3D、IMAX3D、中國巨幕、杜比全景聲、激光等一系列視聽技術的發展不斷刷新人們的觀影體驗。例如8月7日上映,斬獲第92屆奧斯卡最佳攝影、最佳視覺效果、最佳音響效果三項大獎的電影《1917》,用“一鏡到底”的高難度拍攝手法,還原戰爭的真實性,并以靈動音效共同為觀眾呈現出了近乎“直播”的沉浸式觀影體驗。如這類大片想要呈現的震撼視聽效果,只有電影院的大銀幕才擁有這種技術能夠滿足要求。

  電影院自20世紀初被引入中國后,逐漸成為社會公共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觀看電影時,整個空間只有最前方的大銀幕是亮的,觀眾所在的區域是黑暗的,但是,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環境中,觀眾卻找到了一個可以暫時忘卻現實生活、投入到虛擬世界的放松場所,與在場的所有觀眾一起觀看同一個故事,共同體驗著此情此景,并與現場觀眾形成情感共振。在《1917》《紅海行動》等片中,平凡英雄的非凡事跡以及他們在絕境中無畏逆行的精神,成為人們的現實生活觀照,也能鼓勵人們面對挫折與坎坷,應該無畏前行,尤其可以為當下處于疫情之下的人們帶來希望,產生情感沖擊。另外,每個人走進電影院選擇一部電影,也是帶著個人的期許的,眾多人匯聚一起共同觀看同一部影片,也暫時獲得了個人身份的認同。

  因此,后疫情時期,電影依舊離不開電影院,觀眾依舊也會選擇擁抱大銀幕。

  吸引觀眾重返院線觀影的動力還是優質影片

  疫情給社會帶來的集體心理影響需要由時間和文化來平復。我們看到,盡管迄今影院已重啟了一段時日,但票房數據的抬升過程仍較為緩慢。在電影觀眾中,除核心群體外,仍有很多人的觀影熱情亟待喚醒,全社會對電影業的信心也需要通過更優異的票房業績得到重振,而這需要優質影片的支撐。而已經上映的《1917》等新影片以及像《戰狼2》《風聲》《盜夢空間》等自影院復工以來正在復映或將要復映的電影,在內容質量方面都廣受好評,符合電影“內容為王”的準則。

  另外,在今年第23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上,總共完成排片300余部,并組織了SIFF經典、4K修復、午夜驚奇、日本電影周等招牌單元的主題放映活動,其大師致敬板塊匯集費里尼、今敏、北野武、吳貽弓等國內外電影大家的作品,這些優質作品贏得了觀眾的贊譽。而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也在8月22日盛大啟幕,繼續為觀眾帶來優秀電影作品。

  盡管電影業是受疫情沖擊最大的文化行業之一,但即使在由影院關閉帶來的行業停擺期內,中國的電影人也從未停止過創作的腳步,主流電影制片機構也未停止生產。如光線傳媒在疫情期間簽約編劇達80位,不斷為復工后的強大市場需求集聚、醞釀創作力量;騰訊影業在疫情期間進行了高效的內部結構調整,并積極進行各項新拍攝計劃的架構搭建,籌備電影《1921》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老牌的上影集團則在疫情期間完成了“十四五”戰略規劃。

  由此可見,電影的內容質量才是整個電影產業未來發展的基石,影院的暫停并不意味著電影行業的沉寂,無論從產能、人才儲備還是機制建設上,中國電影業都具備在短時間內克服半年低迷期帶來的影響,令行業發展加速重返正軌、創作出更多優質影片的能力。

  電影文化實現了主流價值的有效傳播

  電影既是藝術,也是工業,更是一種有著明確的公共屬性的文化。在經歷了疫情沖擊之后,中國電影業正在進行積極的結構調整,推出有效、有力的應對策略,為后疫情時期的全面復蘇做好各方面的準備。但在這一過程中,仍有一些問題需要全國電影行業的決策者和行動者認真思考。

  一方面,疫情的暴發及其帶來的社會心理影響彰顯出電影的“紀錄屬性”的可貴。電影文化就是社會的文化、人的文化,若主流創作傾向與普遍性的社會心理和情感結構脫節,則電影將不可避免地退化為與歷史價值無涉的、空洞的視覺奇觀。因此,中國電影人應該立足于疫情對電影文化功能提出的要求,通過藝術加工,創作出能夠反映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偉大壯舉、展現中國人民團結一心、同舟共濟的精神面貌的優秀影片。同時,對于“疫情災難”的影片創作,要立足“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注入中國人的“生死觀”以及對“生態保護”“敬畏自然”等命題的反思,傳遞出中國獨有的文化價值觀。

  另一方面,經歷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后,電影業諸多現有的慣例和規則或將被改寫。如傳統意義上的“檔期系統”和“類型體系”是否仍然適用于新的行業生態?過去各大公司的“頭部戰略”是否需要進行調整和反思?如何在機制上打造一個擁有強抗風險能力的健全電影工業體系,讓前期拍攝、后期制作到宣發、放映的每個生產環節都嚴格按照相應的工業制作標準,走上專業化、流程化、標準化的道路,也是疫情留給中國電影業思考的問題。

  對于后疫情時期的中國電影行業來說,觀眾依舊會選擇大銀幕,因此電影行業及其從業者更應該秉持信心,自覺踐行文化使命、社會責任擔當,不斷創作出更多優質的作品回饋觀眾。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中國電影業必須做出很多艱難的抉擇。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行業在過去百年間形成的強大的自我調適性和文化包容性,完全可以使其從容地應對各種變化。

  我們期待中國電影能夠在后疫情時期的新社會結構中,繼續履行歷史為其賦予的使命。

  (作者:常 江,系深圳大學傳播學院特聘教授)

(編輯:于欣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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